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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抗曹的局面。曹操这次的对手果然不同。

    孙权的军队是迎战曹军的主力,而且孙权的军队要盛于刘备和刘琦的两万人,这导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荆州也就是江陵首先落入孙权之手,《三国演义》纯粹润色,但还是种下了“借荆州”的祸患;一个是诸葛亮在追击曹操的安排上有意的放过了曹操,没有对其赶尽杀绝,这在战略上是不想东吴过于做大,另外军事上也是收四郡的需要。《三国演义》书本里提到关羽放曹操的事,可信度比较高,姑且采纳。借荆州的矛盾,后来演变为孙刘两家的切齿之恨,这直接打乱了联吴的战略。

    以荆州为家,在孙权的支持下,刘备借到了荆州,准备带兵入川。恰好东吴鹰派重要人物周瑜病故,诸葛亮根据形势自己提兵入川协助刘备收川的工作,把荆州按照刘备的示意全权交给了关羽。笔者曾想,如果不是刘备入川受挫,诸葛亮大概不会把荆州的事务交给关羽。后来,关羽在战略上根本就不按联吴的路线来。

    诸葛亮拿来印信,交给关羽,问关羽:“曹军来犯,君当如何?”

    关羽回答:“以兵拒之。”

    “若曹军和东吴皆引兵来犯,君又当如何?”诸葛亮又问。

    “分兵拒之。”关羽说道。

    “如此,则荆州危矣!”诸葛亮很明显不放心关羽。可刘备派关平前来通知消息,希望诸葛亮带兵入川,明显就是希望把荆州托付给关羽。

    诸葛亮面情郑重的看着关羽,对他说道:“我给将军八个字,可保荆州。东连孙吴,北拒曹操。将军可记住了?”

    “关羽记住了。”

    关羽没有记住,后来给忘了。

    诸葛亮提兵入川,与张飞兵分两路。他们一路上刚柔并济,降服了许多守关将领。与刘备汇合后,用计斩杀了西川主战的张任;并策反马超归顺刘备,使张鲁派来救援刘璋的计划告吹。

    兵临成都城下,马超引军呼唤刘璋,喊话:“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刘璋也就投降刘备了。

    之后,曹操破汉中张鲁。

    刘备等人整顿西川事宜后,与曹军争夺汉中。当初两川成仇,刘璋派庞义攻打汉中,与张鲁长期争斗,丝毫没沾到便宜,还反过来遭受张鲁军事上的威胁。现在曹军明显胜于张鲁,却被刘备等人进攻,并用疑兵计逼迫得曹操退军,给让出汉中。可见,同样的力量,面对几乎相同的对手,运势之人不同,威力会呈现很大的差别。

    我这里不是说诸葛亮比庞统优秀,这种比对没有意义,也对庞统不公平。刘备的事业发展是很紧迫的,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甚至刘璋张鲁,都不可能不限时的容忍刘备的进取计划。所以时间不等人啊!刘备的行事风格很拖沓,荆州该要不要,该夺不夺,实际上就是把诸葛亮的《隆中对》给坑了。到了益州,刘备又这呀那的,为了他个人的仁义之名,直接把庞统给坑死了。可最终,又杀伤多少将士?

    所以刘备个人的风格,要为蜀汉事业的发展从头到尾负很大责任。(《三国演义》中写到白马访主,小说家言,不做严肃讨论。)

    更多的祸患接踵而至,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不断挑战诸葛亮的神经。先是关羽赶走了东吴的求亲队伍,还辱骂对方。诸葛亮听说后“荆州危矣!”

    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诸葛亮得知荆州的情况在恶化,说道:“速召云长回!”

    但是,古时候的信息沟通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等你得到消息,恐怕已经是另外一副情景了。

    事情的进展无可挽回,曹孙两家勾搭在一起。他们共同杀死了关羽,曹军解了樊城之围。孙权用军事欺骗夺回了荆州。

    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备随之为关羽报仇,起倾国之兵与东吴大起干戈。刘备已经听不进正确意见了,刘备的才能捉襟见肘,几十万大军全部葬于猇亭一役。刘备自觉无颜再回益州,病故于白帝城。

    这疲弱的蜀汉,正所谓“益州疲惫,此危急存亡之秋也!”

    吴蜀交兵,蜀国元气大伤。而东吴虽得到荆州,但国力也遭到削弱,都需要休养生息。因此,政治敏锐的诸葛亮意识到只有吴蜀联合,对抗曹魏,这是大势所趋。由不得个人恩怨,发平民的小性子。

    《三国演义》中描写安居平五路,为司马懿这人张本。小说家的谋略,奇是奇,但虚话一场。倒是邓芝出使东吴是很浓厚的一笔。

    奇不在邓芝,奇在孙权。孙权之奇在于处危机之中能知人善任,解决矛盾和问题。有重要事情的决策上,孙权往往故作不知,无非是要下面的人来讲明。如果赢得胜利,孙权能保持冷静,看法更为长远。所以无论危机之中还是获得了胜利,孙权政治上的冷静思维,使他作为一个领导能有正确的判断。吴蜀再次联合,不仅仅是诸葛亮看的很清楚,其实孙权也看的很清楚。

    邓芝以蜀国使臣的身份来到东吴,向孙权说道:“唇亡齿寒,吴主英名!蜀国若亡,吴国岂能独存?”

    张昭在一旁刁难,说道:“蜀国亡在旦夕,反说我吴国会亡?岂非危言耸听!”

    “曹丕奸诈不下乃父,彼真心向吴耶?恳请吴主明察,吴蜀联合同谋伐魏。”邓芝说道。

    但见孙权点点头,拉住邓芝的手说道:“我担心蜀主年幼,恐不识大体,所以疑虑不决。今见蜀国使臣来意坚决,我既派使臣赴蜀,以共修盟好。”

    不管孙权开始有多么严厉,他的担心“蜀主年幼,不识大体”不是没有道理。一旦傻子决定蜀魏通好,那岂不是吴危矣?所以蜀汉掌舵人物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就需要主动去求和,并且表明同盟之意。这样孙刘两家就在政治上一拍即合,一笑泯恩仇。

    站在孙权的角度而言,蜀汉和曹魏之间的矛盾是政治上最根本的敌人。所以三国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蜀汉和曹魏之间的矛盾。孙权向魏国称臣,不过是权宜之计。自己需要休养生息,积蓄国力,怎能冒险深入蜀地;一旦荆州故事重演,岂不是自己被人抄了后路?被人占据了长江上游,孙权尽收长江之利与天下争衡的计划就会被破坏。

    再说了,从政治上而言,灭了蜀汉,自己就是与中原文明对立的地方割据。届时,无论是国力上还是政治上,东吴都将不利。从发展方略而言,尽收长江之利,就是夺取荆州上游,下一步的计划不应当首选西川,而是南郡楚国故地,或者守江必守淮的合肥等地。因此,东吴孙权的战略思路接下来就是北上淮河与曹魏争地盘,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

    吴蜀同盟,不仅仅是诸葛亮的决定,而且也是孙权的决定。这唯独是曹丕不愿意看到的。曹丕听闻吴蜀联合,大怒:“吴蜀联合,必有图我之心,我当先伐之!”

    曹丕指挥三路大军伐吴,结果被吴国迎头痛击。从此,魏国战略上采取守势,国力日渐恢复,广袤的中原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有效利用,越来越显现这种优势。这使得后来诸葛亮寝食难安,夙夜忧叹。因为匡扶中原,兴复汉室的希望随着国力的差距越来越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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