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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已经做出了能做的全部牺牲，还要他们怎么奉献，怎么牺牲，把命都给你？”齐天翔瞪着眼睛，看着李政，大声地说：“每每听到《从头再来》这首歌，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政府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却让众多的下岗职工从头再来，不是亵渎是什么？如果说从头再来，政府能不能抛弃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头再来。”
“有时候也真是佩服我们职工的隐忍和大度，我们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拥有着最好的职工，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面对下岗和失业以及工作中的不公和困境，不免产生‘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凉来。”李政看着齐天翔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前些时，沿海一家外资企业接连发生了十几名工人相继跳楼的事件，外界和社会舆论都一片哗然了，企业员工竟然似乎一点事都没有发生，难道工作时间长、生活和住宿条件差、福利和工资水平低，不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不是每一个自杀的年轻生命都深深地受此困扰吗？居然就没有一点动静，任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接连跳下去。如果是这里的员工只是早年的打工仔、打工妹还可以理解，来自于农村，改变现状的愿望要高于改变待遇和权益的迫切，这间工厂是比较现代化的电子科技工厂，员工都是学校毕业的现代青年，应该说知识和维权意识根本就不差，那又是为什么集体沉默呢？是冷漠，还是集体无意识？”李政叹息着，“跳楼的原因多种多样，深层次的探讨也有专家学者品头论足，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民营、私营企业存在着劳动保障不到位、报酬过低、员工正当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政府监管部门知道吗？各级工会知道吗？作为超大型外来加工企业，员工多，来源分散，劳动时间长，工作压力大，都时时困扰着员工，而作为单个的员工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就需要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区市政府工会去关注、关心，并最终干预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遗憾的是，自一连跳，到十一连跳，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各级、各类工会的身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可以恶意地把企业工会比为企业主豢养的家犬，那我们的政府各级工会组织呢?他们在做什么？由此想到了每年‘两会’的热闹景象，建言献策的代表委员比比皆是，似乎不说点什么就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自己的责任，就不配作为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但‘两会’之后呢？这些代表委员都去了哪里？就没有事情需要代表委员仗义执言了吗？‘两会’只是每年的例行会议，是决策每年的大事方针的会议，而‘两会’之后人大政协的常设机构还在，代表委员的资格和职能还在，怎么就没有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了呢？物价、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问题，只有‘两会’期间才集中暴露吗？制度或法律没有绝对的优劣，关键还是执行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对待百姓的关爱和关注，是对待自己身上所附使命的道德认知，也许还有一种端谁的饭碗的紧迫感。对比一下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明白我们的‘两会’的优劣了，毕竟人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机构或政府任命的。也许这才是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不然再多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贴到墙上的空文，仍然治愈不了官僚机构冷漠的通病，而作为弱势的普通劳动者，还会不断地跳下去。”
“有些偏激了！尽管有这样哪样的不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这才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去完善，不然都万事大吉，发工资工人就任劳任怨的干活，政府只管收税，那要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干什么，要这么多的管理人员干什么？”齐天翔看着李政的脸一字一句地纠正着，这些话似乎也是说给自己的，“发发牢骚，发泄不满似乎很容易，但仅仅只是发牢骚，发泄不满，少了是民怨，多了就是民愤，是要出事情的，而且政府官员更没有发牢骚的权利，不管是不是你这个部门所为，政府的事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事。”
李政看了齐天翔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上午看到的，让齐天翔很惊心，甚至是震撼，一个巨大的黑洞在你面前，吞噬你的肌体，攫取你的财富，你能明确地感到，却看不见、摸不着，这种惊惧带来的无奈和无力，加剧着恐怖，又压迫着神经，以至于使人绝望、崩溃，直至死亡。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自己最初看到和听到的时候，情绪不亚于齐天翔的表现，甚至更激进，由此也看出齐天翔内敛的修为，实在比自己高出一个层次。默默地带着齐天翔从东门慢慢地走出了厂区，来到了家属区集中的区域。
“这是东门，曙光厂的工人都习惯地叫它东一门。”李政走出厂门后对齐天翔说：“现在是没人值守了，以前都有专人看守，曙光厂围绕着厂区总共有十个厂门，基本上哪个门方便从哪个门进出，繁盛时光自行车就停满了车间门外。”
“你见到了。”齐天翔没好气的地抢白着李政，尽管他没有见过那样的场景，但绝对相信那样的场景存在。自己从小生活的厂区不如这个大，却车流穿梭不息。
“咱们这是到哪里去，回县里吗？”李政没有在意齐天翔的抢白，笑着问道：“还是再转转？”
齐天翔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中午了，咱们不如在附近找个地方喂喂肚子，下午再转转，最好能找个人聊聊就好了。”
“喂肚子容易，找人聊就困难了，曙光厂始终归清河市管理，尽管在平原地面上，可咱们还真管不着人家。”李政为难地说着。
“找人聊天又不是要东西，还必须要管的上才行？”齐天翔盯着李政的眼睛看，希望能从中看出些什么来，“不说这些了，先解决肚子再说。”说着话沿着家属区的街道走了起来。
说是家属区也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是开放的区域，街道两边除了四层的楼房之外，还时不时会出现宾馆、俱乐部、幼儿园之类的招牌和建筑，往往都是围墙圈起来一个小院，就是一个单位，尽管看上去很随意，却很方便，很巧妙。楼房远远望去，一栋栋、一排排很是整齐，但也可以明显从楼房的外形和格式看出建筑年代来，而且分别的很清晰，有三层红砖楼房，也有四层、五层外墙进行了涂刷的，还有七层的楼房，看上去很是洋气。而且从楼与楼的间隙中栽种的树木大小粗细的程度，也可以分辨出楼房的建筑年代，走在这样陌生而又熟悉的楼群之间，齐天翔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城市，熟悉的环境中。
“看看这些楼房，就知道当年企业的红火和兴旺，有干净明亮的楼房住，有不远的地方可以上班挣工资，这是多体面、多让人羡慕的事情啊！”齐天翔扭过脸对李政说：“事实上，企业办社会还真是给政府和社会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首先厂区和家属区相连，就解决了职工上下班的交通和奔波问题，其次是企业自身的教育、医疗都是为企业自身服务，而且还可以解决企业技术力量培养和新鲜血液的输送问题。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职工住房和就业两个关键性问题，这不但对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也解决了政府的后顾之忧。大企业的存在不但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给城市提供了一个收入稳定的消费群体。同时，企业办社会，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管是自愿或被动，企业都要在建立初期，考虑并规划职工未来的生老病死和教育、住房等等问题，这样的未雨绸缪和规划安排，间接地体现着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怀，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企业凝聚力的汇聚，也给了职工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归属，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和谐的理念。反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呢，他们的目的是企业经营和赚取利润，似乎只要按章纳税，就没有了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承担，尽管提供了较高的工资，但却不再承担员工的任何义务，而且没有必要的保障，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却把你的养老、住房这些最要命的问题推给了社会，推给了政府。政府不但要承担保姆的角色，又要担任保镖、保安、保险、保障的所有职责，政府要建造住房让城市居民安居，要建学校让安居者的下一代受教育，要建立医院为安居者提供保障，还要建立更多的道路让安居者穿行于城市去上班，各种的公共设施需要政府投入和管理，即使不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政府去协调和监督管理，因为政府有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义务，有保障物价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职能。有任何的不满和矛盾骂声总是对着政府，这样的政府管理不累吗？而全部推给市场呢，各阶层不同的需求和要求怎么满足，物价和供应谁来平衡，这都是矛盾尖锐的地方，而这些靠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身上流畅着的道德的血液来解决吗？他们有这些良知和道德吗。”
“好，好，好。”李政一连串喊了三个好字，并轻轻地鼓起掌来，笑着调侃道：“刚才是谁说我反潮流的，这样的思潮不但反潮流，而且是明显的倒退，是给当今的大好形势抹黑。”
“你也别这么信誓旦旦的说我。”齐天翔撇了李政一眼，伸手指了一下周围，用力地说：“你问问他们，问问这个院子里曾经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他们是不是怀念往昔的生活，而往昔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最怀念的又是什么？”说着话垂下了手，依然坚定地说：“当政府和媒体的目光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应届毕业生，以及民营、私营企业员工生存状态的时候，他们正日益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着被忽略的危险。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间，年龄也大多处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上不到退休年龄，下也过了招聘或再就业的最佳年龄，而他们却肩负着上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下要抚养处在求学或就业之间的儿女，自身也在面临着每况日下的健康。就是这些刚刚步入中年的人群，他们却既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政策，又享受不到离退休人员的保障措施，日益应对着社会和生活的重压，日益被社会边缘和遗忘。他们没有老一辈工人阶级奋斗的辉煌，也没有老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更没有新一代工人面对就业的洒脱和自由。由于社会变革的原因，他们当中大多被高考所淘汰，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父母工厂的接班人，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结婚、生子、住房、就医，都是企业安排，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或技能都是以企业的需要为需要，以企业的需求为需求，安逸地享受着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福利和待遇。‘砸三铁’的时代，他们年富力强，没有被淘汰下岗的危险，也失去了转岗和再就业的机会，但却没有躲过企业转制的厄运。相对于下岗或再就业，企业转制破灭了他们幸福生活的梦，一转眼企业已是物是人非，当年的企业主人转眼间成了聘用或安置对象，当年的年富力强让位于更年轻的就业者，学历和技能的缺失更是让他们无以自立，他们大多成为企业无用或无法面对的对象，加薪提职都与他们无关，相对优裕的工作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默默地坚守着，忍耐着。拿着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住着原有企业几十年前盖的房子，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双重的压力，看着越来越华丽的城市，以及越来越高的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下来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未来还有没有，是什么？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渴望被社会所关注，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难以为继的困惑。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份子，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好一个兄弟姐妹！”李政显然也被齐天翔的话语和情绪所感动，脸上升起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光，用力地说：“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一点点。”
齐天翔的目光深深地凝集在李政的脸上，很久才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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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已经做出了能做的全部牺牲，还要他们怎么奉献，怎么牺牲，把命都给你？”齐天翔瞪着眼睛，看着李政，大声地说：“每每听到《从头再来》这首歌，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政府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却让众多的下岗职工从头再来，不是亵渎是什么？如果说从头再来，政府能不能抛弃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头再来。”
“有时候也真是佩服我们职工的隐忍和大度，我们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拥有着最好的职工，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面对下岗和失业以及工作中的不公和困境，不免产生‘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凉来。”李政看着齐天翔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前些时，沿海一家外资企业接连发生了十几名工人相继跳楼的事件，外界和社会舆论都一片哗然了，企业员工竟然似乎一点事都没有发生，难道工作时间长、生活和住宿条件差、福利和工资水平低，不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不是每一个自杀的年轻生命都深深地受此困扰吗？居然就没有一点动静，任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接连跳下去。如果是这里的员工只是早年的打工仔、打工妹还可以理解，来自于农村，改变现状的愿望要高于改变待遇和权益的迫切，这间工厂是比较现代化的电子科技工厂，员工都是学校毕业的现代青年，应该说知识和维权意识根本就不差，那又是为什么集体沉默呢？是冷漠，还是集体无意识？”李政叹息着，“跳楼的原因多种多样，深层次的探讨也有专家学者品头论足，这样的问题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民营、私营企业存在着劳动保障不到位、报酬过低、员工正当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政府监管部门知道吗？各级工会知道吗？作为超大型外来加工企业，员工多，来源分散，劳动时间长，工作压力大，都时时困扰着员工，而作为单个的员工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就需要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区市政府工会去关注、关心，并最终干预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遗憾的是，自一连跳，到十一连跳，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各级、各类工会的身影，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可以恶意地把企业工会比为企业主豢养的家犬，那我们的政府各级工会组织呢?他们在做什么？由此想到了每年‘两会’的热闹景象，建言献策的代表委员比比皆是，似乎不说点什么就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自己的责任，就不配作为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但‘两会’之后呢？这些代表委员都去了哪里？就没有事情需要代表委员仗义执言了吗？‘两会’只是每年的例行会议，是决策每年的大事方针的会议，而‘两会’之后人大政协的常设机构还在，代表委员的资格和职能还在，怎么就没有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了呢？物价、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问题，只有‘两会’期间才集中暴露吗？制度或法律没有绝对的优劣，关键还是执行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对待百姓的关爱和关注，是对待自己身上所附使命的道德认知，也许还有一种端谁的饭碗的紧迫感。对比一下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明白我们的‘两会’的优劣了，毕竟人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机构或政府任命的。也许这才是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不然再多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贴到墙上的空文，仍然治愈不了官僚机构冷漠的通病，而作为弱势的普通劳动者，还会不断地跳下去。”
“有些偏激了！尽管有这样哪样的不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这才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去完善，不然都万事大吉，发工资工人就任劳任怨的干活，政府只管收税，那要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干什么，要这么多的管理人员干什么？”齐天翔看着李政的脸一字一句地纠正着，这些话似乎也是说给自己的，“发发牢骚，发泄不满似乎很容易，但仅仅只是发牢骚，发泄不满，少了是民怨，多了就是民愤，是要出事情的，而且政府官员更没有发牢骚的权利，不管是不是你这个部门所为，政府的事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事。”
李政看了齐天翔一眼，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上午看到的，让齐天翔很惊心，甚至是震撼，一个巨大的黑洞在你面前，吞噬你的肌体，攫取你的财富，你能明确地感到，却看不见、摸不着，这种惊惧带来的无奈和无力，加剧着恐怖，又压迫着神经，以至于使人绝望、崩溃，直至死亡。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自己最初看到和听到的时候，情绪不亚于齐天翔的表现，甚至更激进，由此也看出齐天翔内敛的修为，实在比自己高出一个层次。默默地带着齐天翔从东门慢慢地走出了厂区，来到了家属区集中的区域。
“这是东门，曙光厂的工人都习惯地叫它东一门。”李政走出厂门后对齐天翔说：“现在是没人值守了，以前都有专人看守，曙光厂围绕着厂区总共有十个厂门，基本上哪个门方便从哪个门进出，繁盛时光自行车就停满了车间门外。”
“你见到了。”齐天翔没好气的地抢白着李政，尽管他没有见过那样的场景，但绝对相信那样的场景存在。自己从小生活的厂区不如这个大，却车流穿梭不息。
“咱们这是到哪里去，回县里吗？”李政没有在意齐天翔的抢白，笑着问道：“还是再转转？”
齐天翔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中午了，咱们不如在附近找个地方喂喂肚子，下午再转转，最好能找个人聊聊就好了。”
“喂肚子容易，找人聊就困难了，曙光厂始终归清河市管理，尽管在平原地面上，可咱们还真管不着人家。”李政为难地说着。
“找人聊天又不是要东西，还必须要管的上才行？”齐天翔盯着李政的眼睛看，希望能从中看出些什么来，“不说这些了，先解决肚子再说。”说着话沿着家属区的街道走了起来。
说是家属区也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是开放的区域，街道两边除了四层的楼房之外，还时不时会出现宾馆、俱乐部、幼儿园之类的招牌和建筑，往往都是围墙圈起来一个小院，就是一个单位，尽管看上去很随意，却很方便，很巧妙。楼房远远望去，一栋栋、一排排很是整齐，但也可以明显从楼房的外形和格式看出建筑年代来，而且分别的很清晰，有三层红砖楼房，也有四层、五层外墙进行了涂刷的，还有七层的楼房，看上去很是洋气。而且从楼与楼的间隙中栽种的树木大小粗细的程度，也可以分辨出楼房的建筑年代，走在这样陌生而又熟悉的楼群之间，齐天翔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城市，熟悉的环境中。
“看看这些楼房，就知道当年企业的红火和兴旺，有干净明亮的楼房住，有不远的地方可以上班挣工资，这是多体面、多让人羡慕的事情啊！”齐天翔扭过脸对李政说：“事实上，企业办社会还真是给政府和社会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首先厂区和家属区相连，就解决了职工上下班的交通和奔波问题，其次是企业自身的教育、医疗都是为企业自身服务，而且还可以解决企业技术力量培养和新鲜血液的输送问题。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职工住房和就业两个关键性问题，这不但对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也解决了政府的后顾之忧。大企业的存在不但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给城市提供了一个收入稳定的消费群体。同时，企业办社会，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管是自愿或被动，企业都要在建立初期，考虑并规划职工未来的生老病死和教育、住房等等问题，这样的未雨绸缪和规划安排，间接地体现着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怀，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企业凝聚力的汇聚，也给了职工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归属，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和谐的理念。反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呢，他们的目的是企业经营和赚取利润，似乎只要按章纳税，就没有了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承担，尽管提供了较高的工资，但却不再承担员工的任何义务，而且没有必要的保障，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却把你的养老、住房这些最要命的问题推给了社会，推给了政府。政府不但要承担保姆的角色，又要担任保镖、保安、保险、保障的所有职责，政府要建造住房让城市居民安居，要建学校让安居者的下一代受教育，要建立医院为安居者提供保障，还要建立更多的道路让安居者穿行于城市去上班，各种的公共设施需要政府投入和管理，即使不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政府去协调和监督管理，因为政府有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义务，有保障物价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职能。有任何的不满和矛盾骂声总是对着政府，这样的政府管理不累吗？而全部推给市场呢，各阶层不同的需求和要求怎么满足，物价和供应谁来平衡，这都是矛盾尖锐的地方，而这些靠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身上流畅着的道德的血液来解决吗？他们有这些良知和道德吗。”
“好，好，好。”李政一连串喊了三个好字，并轻轻地鼓起掌来，笑着调侃道：“刚才是谁说我反潮流的，这样的思潮不但反潮流，而且是明显的倒退，是给当今的大好形势抹黑。”
“你也别这么信誓旦旦的说我。”齐天翔撇了李政一眼，伸手指了一下周围，用力地说：“你问问他们，问问这个院子里曾经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他们是不是怀念往昔的生活，而往昔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最怀念的又是什么？”说着话垂下了手，依然坚定地说：“当政府和媒体的目光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应届毕业生，以及民营、私营企业员工生存状态的时候，他们正日益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着被忽略的危险。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间，年龄也大多处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上不到退休年龄，下也过了招聘或再就业的最佳年龄，而他们却肩负着上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下要抚养处在求学或就业之间的儿女，自身也在面临着每况日下的健康。就是这些刚刚步入中年的人群，他们却既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政策，又享受不到离退休人员的保障措施，日益应对着社会和生活的重压，日益被社会边缘和遗忘。他们没有老一辈工人阶级奋斗的辉煌，也没有老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更没有新一代工人面对就业的洒脱和自由。由于社会变革的原因，他们当中大多被高考所淘汰，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父母工厂的接班人，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结婚、生子、住房、就医，都是企业安排，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或技能都是以企业的需要为需要，以企业的需求为需求，安逸地享受着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福利和待遇。‘砸三铁’的时代，他们年富力强，没有被淘汰下岗的危险，也失去了转岗和再就业的机会，但却没有躲过企业转制的厄运。相对于下岗或再就业，企业转制破灭了他们幸福生活的梦，一转眼企业已是物是人非，当年的企业主人转眼间成了聘用或安置对象，当年的年富力强让位于更年轻的就业者，学历和技能的缺失更是让他们无以自立，他们大多成为企业无用或无法面对的对象，加薪提职都与他们无关，相对优裕的工作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默默地坚守着，忍耐着。拿着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住着原有企业几十年前盖的房子，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双重的压力，看着越来越华丽的城市，以及越来越高的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下来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未来还有没有，是什么？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渴望被社会所关注，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难以为继的困惑。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份子，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好一个兄弟姐妹！”李政显然也被齐天翔的话语和情绪所感动，脸上升起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光，用力地说：“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一点点。”
齐天翔的目光深深地凝集在李政的脸上，很久才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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