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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年的你们应该在学校学习、在社会上努力地工作、在亲人的身边陪伴。可你们却被驱使着拿起枪对着无辜的中国人开火，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土地上。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应是一衣带水的友邻之邦，可你们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肆意烧杀掠抢践踏，你们扪心自问地想想，若是别人也这样侵犯日本、侵犯我们自己的家园，难道我们也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是他们想搞利益扩张，把不明真相的你们推到这枪林弹雨的前线。
我同情于中国，日本的同胞也知道了，他们已经给我判了死罪，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与中国政府合作很自由，我起草对日的宣传传单，用无线电向日本的兄弟姐妹们广播消息，日本民众明白真相后，会起来反对军国主义的。
日中人民在长期的交流中增进了了解和友谊，都热爱和平，因此我们要加强日中友好，这是对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而日本军国主义最害怕日中人民友好。
我希望日本最后觉悟，他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是他自己。
台下的全体日本战俘们纷纷为鹿地亘先生的演讲鼓掌，吉野太郎一边鼓掌一边擦试着激动的泪花，因为鹿地亘先生的演讲直接说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回想起自己因极力反对这种侵略行径而遭受到军罚处置时的那段遭遇，反而是被俘以后，在中国军人“优待俘虏”的政策下，才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因此心里感触颇深。
第二天，瑞士学者准备返程，鹿地亘夫妇因来时受郭沫若委托，则要在收容所里逗留一段时间，参与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改造，于是大家分手告别。
吉野太郎怀着对鹿地亘先生的崇敬，每天主动到鹿地亘夫妇房里来，除了帮着鹿地亘夫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外，最开心的就是同鹿地亘夫妇畅谈交流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鹿地亘夫妇鼓励吉野太郎做“明确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战思想、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日本人。
“这里也有人说被帝国主义欺骗，说我们是战争的牺牲者，但我蔑视这种人。”吉野太郎说道。
“服从精神，这是所谓的皇军的美德，也是奴隶的美德。奴隶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没有责任，这种爱国，不是真正的爱国。这场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就是可耻的战争，但未死的你却是幸运的，这个事件以后你肯定会了解的。”鹿地亘说道。
“同你交谈，我就更坚定了要努力好好地生活下去的信心，我盼望能早日回国，同自己的亲人团聚。”吉野太郎高兴地说道。
“不用担心，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你可听过中国的一首著名抗战歌曲《长城谣》？”鹿地亘问道。
“没有。”吉野太郎摇了摇头。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鹿地亘轻声地用日语哼唱起来，夫人池田幸子也跟着用手打着节拍，优美的旋律让三人陶醉其中，鹿地亘认真地给吉野太郎讲解这首歌曲的内容，还把自己发表的《伟人哭泣》文章推荐给吉野太郎。
这天，马翻译外出办完事后，顺道到集市上逛了逛，忽然见到一个皮球，不由拿在手里玩了两下，觉得有趣，就买了回来。马翻译拿着球走进收容所，被院子里几名日本战俘看见，便一起走过来向他讨要球耍一耍，马翻译略一沉思，想起日本人从小就酷爱打排球，觉得不如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来玩打排球。大家听马翻译这么一说，都觉得十分有意思，虽然院子里场地有限，大家仍分开来拿出粉笔在院子里划出一个简易小型的比赛场地，然后分成两组队员各站一边，开始进行排球比赛，规定输球的一方绕着院子跑三圈。
马翻译首先开球，吉野太郎接球后由于用力太大，球便飞出了边线，让其他战俘们一阵嘲笑，接着双方你来我往，球声、喊声响成一片，吸引出其他的战俘们都纷纷围拢过来观看，有的还不时在边上加油助威，有几名日本战俘也手痒痒，主动上去替换打出臭球的队员。王干事和鹿地亘夫妇也高兴地走出房间来观战，一时更激起了大家的激情，只见皮球在场地上被双方打来打去，突然一名日本战俘因用力过猛，竟将皮球打出到院墙外面去了。
马翻译笑着一边说一边朝收容所大门走去，准备出去寻找，刚走到门口，就见到一名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满脸污垢、头发零乱、一身脏衣、双手抱着皮球站在门口向里张望，马翻译不觉心生怜悯，弯下身来问道：
“这是你帮我们捡到的球吗？”
“叔叔，能给我点吃的吗？我饿。”小男孩刚说完就昏倒在地上，手里拿着的球也掉在地上。
马翻译赶紧上前将小男孩抱起，嘴里喊着吉野太郎，吉野太郎飞跑过来，查看了一下小男孩的症状，说是饥饿导致的晕撅，王干事和鹿地亘夫妇也赶了过来，大家一起将小男孩送进医务室，吉野太郎给小男孩作了人工呼吸，很快小男孩便苏醒过来，王干事从食堂端来一碗稀饭和两个白面馒头，小男孩一见到吃食，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挣扎着坐起来拿过馒头就几大口地吃起来，王干事微笑着让他慢点吃，没人跟他抢，池田幸子拿着拧干的毛巾爱怜地给小男孩擦洗掉满脸的污垢。
“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娘在哪里？”马翻译问道。
“人家喊我叫臭蛋，爹爹打仗死了，娘不知在哪里。”小男孩边喝稀饭边说道。
在场的人听了马翻译的翻译后，都不由低下头，先前打排球的兴致一下子不知到哪里去了。吉野太郎对王干事恳求把小男孩留下来，由他来照料，王干事未表态，却对小男孩说道：
“吃饱了吗？再给你拿两个馒头来，你带在身上，好吗？”
“叔叔，你能让我留下来吗？只要有馒头吃，让我干什么都行。”小男孩向王干事央求道。
“先让他跟着我们夫妇吧。”池田幸子说道。
“容我先跟刘长官商议一下。”王干事慎重地说道。
刘长官过来了解了情况后，找人来将小男孩接了出去，此举让吉野太郎等日本战俘们很是不理解，王干事看着大家怔忡的表情，心情十分沉重地说道：
“我理解大家的一番心意，多一个孩子在这里，吃穿用度花不了多少。但这样一来，就怕会导致更多的人涌进收容所来。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场战争而背负了太多的苦难，山河破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衣食无果，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同我们一样站起来反对这场战争。你们要给我们的同胞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要让更多的日本军人醒悟过来，中国和日本要做友好邻邦，不要相互残杀。”
“我们要做‘有自觉的日本人’，不要做法西斯式的狂热军国主义者。”鹿地亘说道。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吉野太郎带头唱起了鹿地亘教的《长城谣》，一些日本战俘们也跟着哼唱起来，鹿地亘夫妇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声加入，响亮的歌声回荡在大礼堂。
在王干事的支持下，鹿地亘夫妇经过多次宣讲和交谈，首先吸收了吉野太郎和那对日本战俘夫妻加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在收容所建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他们的誓言是：反对日本侵华、力主日中友好。通过每天的学习、教育、交谈，特别是亲身聆听鹿地亘夫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演讲，使一些日本战俘们认识到中国军民是真心实意地优待他们，虽然日军对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无恶不作，惨无人道，但中国仍以最大的度量宽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精神。于是纷纷响应号召，主动加入反战同盟，并接受训练，为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做准备。
一天，吉野太郎拿着自己编制的反战传单兴冲冲地来找鹿地亘夫妇请教，一进门，就见鹿地亘夫妇和那对日本战俘夫妻沉默寡言地坐在一起，吉野太郎深感意外，不由询问他们是怎么了，池田幸子告诉他，鹿地亘刚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有三名反战盟员在前线阵地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宣传时，不幸中弹牺牲，中国军人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军民纷纷自愿参加了追悼。
“他们连自己人都打，还有没有一点良知，真是一批满脑子忠于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啊！”鹿地亘痛心疾首地喊道。
“咱们反战同盟的任务还非常重呵。”池田幸子焦虑地说道。
“这三位反战盟员的牺牲更激发起我的斗志，我准备以他们为原型创作一部话剧，名字就叫做《三兄弟》。”鹿地亘高声说道。
“我支持你，有需要帮忙的，先生尽管吩咐。”吉野太郎说道。
“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把我们的所有盟员都唤醒，大家积极努力，把反对战争的思想更加广泛地向日本军人传播，我们一定会做到。”鹿地亘说道。
在鹿地亘专心致力于创作《三兄弟》话剧期间，吉野太郎和日本战俘们都不忍心去打搅他，连池田幸子也少有去到他的房间里，每日里拿着鹿地亘编印的《敌情研究》在院子里研读，时不时地同日本战俘们交流，声音都尽量放低，唯恐打断了鹿地亘的创作思绪。王干事则吩咐食堂专门给鹿地亘夫妇烹饪可口的饭食，由池田幸子给鹿地亘送进房间里去。
加入反战同盟的成员们在王干事和马翻译的带领下，每日里刻苦训练如何在战场上利用日军官兵的对立心理有效地、策略地开展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积极作用。收容所里加入反战同盟的日本战俘日益增多，一个个由满脑子里都是忠于日本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转变成反法西斯的战士。
鹿地亘则在房间里夜以继日的加紧创作，三名中弹牺牲的反战盟员时刻浮现在他的脑海，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曾对从前线被捕转移到后方的俘虏，用飞机轮番跟踪轰炸，宁愿日军俘虏成为地下的死鬼，也决不让他们当俘虏的做法非常气愤，心中怀着一个理念，就是要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的真相，让更多的日本青年看清这场战争的罪恶，宣传中日友好，主张恢复日中邦交，让日本战俘们热爱和平，早日返回到自己的日本家乡。每每想到这些，鹿地亘心中就充满了创作的激情，奋笔疾书，把对两国民众的爱和对这场战争的痛恨融进创作的剧本里。
当鹿地亘把创作出的《三兄弟》话剧剧本交给王干事和马翻译阅读时，王干事看到鹿地亘的眼里布满了血丝，由衷地为他的执着精神而赞叹。马翻译则逐页地将剧本念给王干事听，两人都被剧本中的精彩片段吸引，对鹿地亘创作天赋赞不绝口，深深地佩服鹿地亘的文学才华。特别当两人在食堂里边吃边读时，让旁边吃饭的日本战俘也不由得围拢过来细听，于是马翻译干脆分别用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朗读，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剧本的真情实感让大家唏嘘不已，情到真处时不由让人流下眼泪。剧本很快在反战同盟成员中流传开来，大家争相恐后地传阅，回想自己过去的的鲁莽行为，不由感慨万千。
经吉野太郎提议，大家决定将《三兄弟》话剧排练出来，剧中全部人物均由反战同盟成员自己表演，以此让更多的日本青年觉醒，这一想法得到了王干事的鼎力支持，于是，从来没有的台好表演经验的反战同盟成员们在鹿地亘夫妇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剧本、背台词、走台、搭戏等，给每日的学习教育改造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在收容所里还是首次。吉野太郎和表演的反战同盟成员们边学边练，认真听取鹿地亘的排练指点，一步步、一点点地慢慢进入了剧本中的角色，恍惚觉得这就是现实中的自己，于是逐渐地熟悉了剧本中的台词和人物的真情实感，表演起来也开始找到了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后，吉野太郎等反战同盟成员终于将整个话剧完成，于是大家决定先在收容所里进行一场检验演出，王干事邀请了刘长官等府里官员一起来到收容所的大礼堂，坐在台下同其他日本战俘们一起观看反战同盟成员的首场表演。
舞台上作了极其简单的布置，没有幕布，没有灯光，也没有扩音器，演员们不化妆，穿着日常衣服，拿着简易的道具，在鹿地亘的导演下，如同出演真实的自己一样，就着简陋的舞台，根据角色的变化进行表演，时而高呼，时而低沉，虽然说的是日语，王干事和刘长官们等都听不懂，但大家从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变化中慢慢地领会了其中的含意，特别是坐在王干事和刘长官等后面的日本战俘们，有的忍不住抽泣起来，整个大礼堂弥漫着浓浓的反战情绪，直到演出结束，有的日本战俘从座位上站起来振臂高呼：
“反对这场战争！力主日中友好！”
其他的日本战俘们也跟着高呼，坐在台下的王干事、刘长官以及府里的官员们都抱以热烈的掌声支持。
后来王干事将此次排练演出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抗战时期，由日本战俘们自己表演宣传反对战争的话剧将会对促进全国的抗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是，在鹿地亘夫妇的带领下，《三兄弟》剧组全体成员首次远赴桂林、柳州、重庆等地进行公开演出，受到了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著名的剧作家夏衍将《三兄弟》剧本译成中文并在《救亡日报》桂林版上连载，在抗战的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均载文介绍剧情和演出的盛况，《三兄弟》被誉为是鹿地亘在华期间创作的反战文学的最重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前线阵地还通过广播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至此，反战同盟的名声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在此期间，鹿地亘还写出了多篇反战宣传的文章，特别是在古城收容所的这段时间，通过自己的亲身感触，撰写出了《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连载在《救亡日报》上，鹿地亘把收容所亲切地称为“日本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大学”、“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
正当年的你们应该在学校学习、在社会上努力地工作、在亲人的身边陪伴。可你们却被驱使着拿起枪对着无辜的中国人开火，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土地上。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应是一衣带水的友邻之邦，可你们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肆意烧杀掠抢践踏，你们扪心自问地想想，若是别人也这样侵犯日本、侵犯我们自己的家园，难道我们也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是他们想搞利益扩张，把不明真相的你们推到这枪林弹雨的前线。
我同情于中国，日本的同胞也知道了，他们已经给我判了死罪，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与中国政府合作很自由，我起草对日的宣传传单，用无线电向日本的兄弟姐妹们广播消息，日本民众明白真相后，会起来反对军国主义的。
日中人民在长期的交流中增进了了解和友谊，都热爱和平，因此我们要加强日中友好，这是对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而日本军国主义最害怕日中人民友好。
我希望日本最后觉悟，他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是他自己。
台下的全体日本战俘们纷纷为鹿地亘先生的演讲鼓掌，吉野太郎一边鼓掌一边擦试着激动的泪花，因为鹿地亘先生的演讲直接说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回想起自己因极力反对这种侵略行径而遭受到军罚处置时的那段遭遇，反而是被俘以后，在中国军人“优待俘虏”的政策下，才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因此心里感触颇深。
第二天，瑞士学者准备返程，鹿地亘夫妇因来时受郭沫若委托，则要在收容所里逗留一段时间，参与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改造，于是大家分手告别。
吉野太郎怀着对鹿地亘先生的崇敬，每天主动到鹿地亘夫妇房里来，除了帮着鹿地亘夫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外，最开心的就是同鹿地亘夫妇畅谈交流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鹿地亘夫妇鼓励吉野太郎做“明确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战思想、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日本人。
“这里也有人说被帝国主义欺骗，说我们是战争的牺牲者，但我蔑视这种人。”吉野太郎说道。
“服从精神，这是所谓的皇军的美德，也是奴隶的美德。奴隶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没有责任，这种爱国，不是真正的爱国。这场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就是可耻的战争，但未死的你却是幸运的，这个事件以后你肯定会了解的。”鹿地亘说道。
“同你交谈，我就更坚定了要努力好好地生活下去的信心，我盼望能早日回国，同自己的亲人团聚。”吉野太郎高兴地说道。
“不用担心，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你可听过中国的一首著名抗战歌曲《长城谣》？”鹿地亘问道。
“没有。”吉野太郎摇了摇头。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鹿地亘轻声地用日语哼唱起来，夫人池田幸子也跟着用手打着节拍，优美的旋律让三人陶醉其中，鹿地亘认真地给吉野太郎讲解这首歌曲的内容，还把自己发表的《伟人哭泣》文章推荐给吉野太郎。
这天，马翻译外出办完事后，顺道到集市上逛了逛，忽然见到一个皮球，不由拿在手里玩了两下，觉得有趣，就买了回来。马翻译拿着球走进收容所，被院子里几名日本战俘看见，便一起走过来向他讨要球耍一耍，马翻译略一沉思，想起日本人从小就酷爱打排球，觉得不如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来玩打排球。大家听马翻译这么一说，都觉得十分有意思，虽然院子里场地有限，大家仍分开来拿出粉笔在院子里划出一个简易小型的比赛场地，然后分成两组队员各站一边，开始进行排球比赛，规定输球的一方绕着院子跑三圈。
马翻译首先开球，吉野太郎接球后由于用力太大，球便飞出了边线，让其他战俘们一阵嘲笑，接着双方你来我往，球声、喊声响成一片，吸引出其他的战俘们都纷纷围拢过来观看，有的还不时在边上加油助威，有几名日本战俘也手痒痒，主动上去替换打出臭球的队员。王干事和鹿地亘夫妇也高兴地走出房间来观战，一时更激起了大家的激情，只见皮球在场地上被双方打来打去，突然一名日本战俘因用力过猛，竟将皮球打出到院墙外面去了。
马翻译笑着一边说一边朝收容所大门走去，准备出去寻找，刚走到门口，就见到一名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满脸污垢、头发零乱、一身脏衣、双手抱着皮球站在门口向里张望，马翻译不觉心生怜悯，弯下身来问道：
“这是你帮我们捡到的球吗？”
“叔叔，能给我点吃的吗？我饿。”小男孩刚说完就昏倒在地上，手里拿着的球也掉在地上。
马翻译赶紧上前将小男孩抱起，嘴里喊着吉野太郎，吉野太郎飞跑过来，查看了一下小男孩的症状，说是饥饿导致的晕撅，王干事和鹿地亘夫妇也赶了过来，大家一起将小男孩送进医务室，吉野太郎给小男孩作了人工呼吸，很快小男孩便苏醒过来，王干事从食堂端来一碗稀饭和两个白面馒头，小男孩一见到吃食，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挣扎着坐起来拿过馒头就几大口地吃起来，王干事微笑着让他慢点吃，没人跟他抢，池田幸子拿着拧干的毛巾爱怜地给小男孩擦洗掉满脸的污垢。
“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娘在哪里？”马翻译问道。
“人家喊我叫臭蛋，爹爹打仗死了，娘不知在哪里。”小男孩边喝稀饭边说道。
在场的人听了马翻译的翻译后，都不由低下头，先前打排球的兴致一下子不知到哪里去了。吉野太郎对王干事恳求把小男孩留下来，由他来照料，王干事未表态，却对小男孩说道：
“吃饱了吗？再给你拿两个馒头来，你带在身上，好吗？”
“叔叔，你能让我留下来吗？只要有馒头吃，让我干什么都行。”小男孩向王干事央求道。
“先让他跟着我们夫妇吧。”池田幸子说道。
“容我先跟刘长官商议一下。”王干事慎重地说道。
刘长官过来了解了情况后，找人来将小男孩接了出去，此举让吉野太郎等日本战俘们很是不理解，王干事看着大家怔忡的表情，心情十分沉重地说道：
“我理解大家的一番心意，多一个孩子在这里，吃穿用度花不了多少。但这样一来，就怕会导致更多的人涌进收容所来。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场战争而背负了太多的苦难，山河破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衣食无果，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同我们一样站起来反对这场战争。你们要给我们的同胞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要让更多的日本军人醒悟过来，中国和日本要做友好邻邦，不要相互残杀。”
“我们要做‘有自觉的日本人’，不要做法西斯式的狂热军国主义者。”鹿地亘说道。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吉野太郎带头唱起了鹿地亘教的《长城谣》，一些日本战俘们也跟着哼唱起来，鹿地亘夫妇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声加入，响亮的歌声回荡在大礼堂。
在王干事的支持下，鹿地亘夫妇经过多次宣讲和交谈，首先吸收了吉野太郎和那对日本战俘夫妻加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在收容所建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他们的誓言是：反对日本侵华、力主日中友好。通过每天的学习、教育、交谈，特别是亲身聆听鹿地亘夫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演讲，使一些日本战俘们认识到中国军民是真心实意地优待他们，虽然日军对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无恶不作，惨无人道，但中国仍以最大的度量宽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精神。于是纷纷响应号召，主动加入反战同盟，并接受训练，为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做准备。
一天，吉野太郎拿着自己编制的反战传单兴冲冲地来找鹿地亘夫妇请教，一进门，就见鹿地亘夫妇和那对日本战俘夫妻沉默寡言地坐在一起，吉野太郎深感意外，不由询问他们是怎么了，池田幸子告诉他，鹿地亘刚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有三名反战盟员在前线阵地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宣传时，不幸中弹牺牲，中国军人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军民纷纷自愿参加了追悼。
“他们连自己人都打，还有没有一点良知，真是一批满脑子忠于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啊！”鹿地亘痛心疾首地喊道。
“咱们反战同盟的任务还非常重呵。”池田幸子焦虑地说道。
“这三位反战盟员的牺牲更激发起我的斗志，我准备以他们为原型创作一部话剧，名字就叫做《三兄弟》。”鹿地亘高声说道。
“我支持你，有需要帮忙的，先生尽管吩咐。”吉野太郎说道。
“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把我们的所有盟员都唤醒，大家积极努力，把反对战争的思想更加广泛地向日本军人传播，我们一定会做到。”鹿地亘说道。
在鹿地亘专心致力于创作《三兄弟》话剧期间，吉野太郎和日本战俘们都不忍心去打搅他，连池田幸子也少有去到他的房间里，每日里拿着鹿地亘编印的《敌情研究》在院子里研读，时不时地同日本战俘们交流，声音都尽量放低，唯恐打断了鹿地亘的创作思绪。王干事则吩咐食堂专门给鹿地亘夫妇烹饪可口的饭食，由池田幸子给鹿地亘送进房间里去。
加入反战同盟的成员们在王干事和马翻译的带领下，每日里刻苦训练如何在战场上利用日军官兵的对立心理有效地、策略地开展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积极作用。收容所里加入反战同盟的日本战俘日益增多，一个个由满脑子里都是忠于日本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转变成反法西斯的战士。
鹿地亘则在房间里夜以继日的加紧创作，三名中弹牺牲的反战盟员时刻浮现在他的脑海，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曾对从前线被捕转移到后方的俘虏，用飞机轮番跟踪轰炸，宁愿日军俘虏成为地下的死鬼，也决不让他们当俘虏的做法非常气愤，心中怀着一个理念，就是要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事实的真相，让更多的日本青年看清这场战争的罪恶，宣传中日友好，主张恢复日中邦交，让日本战俘们热爱和平，早日返回到自己的日本家乡。每每想到这些，鹿地亘心中就充满了创作的激情，奋笔疾书，把对两国民众的爱和对这场战争的痛恨融进创作的剧本里。
当鹿地亘把创作出的《三兄弟》话剧剧本交给王干事和马翻译阅读时，王干事看到鹿地亘的眼里布满了血丝，由衷地为他的执着精神而赞叹。马翻译则逐页地将剧本念给王干事听，两人都被剧本中的精彩片段吸引，对鹿地亘创作天赋赞不绝口，深深地佩服鹿地亘的文学才华。特别当两人在食堂里边吃边读时，让旁边吃饭的日本战俘也不由得围拢过来细听，于是马翻译干脆分别用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朗读，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剧本的真情实感让大家唏嘘不已，情到真处时不由让人流下眼泪。剧本很快在反战同盟成员中流传开来，大家争相恐后地传阅，回想自己过去的的鲁莽行为，不由感慨万千。
经吉野太郎提议，大家决定将《三兄弟》话剧排练出来，剧中全部人物均由反战同盟成员自己表演，以此让更多的日本青年觉醒，这一想法得到了王干事的鼎力支持，于是，从来没有的台好表演经验的反战同盟成员们在鹿地亘夫妇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剧本、背台词、走台、搭戏等，给每日的学习教育改造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在收容所里还是首次。吉野太郎和表演的反战同盟成员们边学边练，认真听取鹿地亘的排练指点，一步步、一点点地慢慢进入了剧本中的角色，恍惚觉得这就是现实中的自己，于是逐渐地熟悉了剧本中的台词和人物的真情实感，表演起来也开始找到了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后，吉野太郎等反战同盟成员终于将整个话剧完成，于是大家决定先在收容所里进行一场检验演出，王干事邀请了刘长官等府里官员一起来到收容所的大礼堂，坐在台下同其他日本战俘们一起观看反战同盟成员的首场表演。
舞台上作了极其简单的布置，没有幕布，没有灯光，也没有扩音器，演员们不化妆，穿着日常衣服，拿着简易的道具，在鹿地亘的导演下，如同出演真实的自己一样，就着简陋的舞台，根据角色的变化进行表演，时而高呼，时而低沉，虽然说的是日语，王干事和刘长官们等都听不懂，但大家从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变化中慢慢地领会了其中的含意，特别是坐在王干事和刘长官等后面的日本战俘们，有的忍不住抽泣起来，整个大礼堂弥漫着浓浓的反战情绪，直到演出结束，有的日本战俘从座位上站起来振臂高呼：
“反对这场战争！力主日中友好！”
其他的日本战俘们也跟着高呼，坐在台下的王干事、刘长官以及府里的官员们都抱以热烈的掌声支持。
后来王干事将此次排练演出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抗战时期，由日本战俘们自己表演宣传反对战争的话剧将会对促进全国的抗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是，在鹿地亘夫妇的带领下，《三兄弟》剧组全体成员首次远赴桂林、柳州、重庆等地进行公开演出，受到了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著名的剧作家夏衍将《三兄弟》剧本译成中文并在《救亡日报》桂林版上连载，在抗战的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均载文介绍剧情和演出的盛况，《三兄弟》被誉为是鹿地亘在华期间创作的反战文学的最重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前线阵地还通过广播用日语对日军进行宣传，至此，反战同盟的名声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在此期间，鹿地亘还写出了多篇反战宣传的文章，特别是在古城收容所的这段时间，通过自己的亲身感触，撰写出了《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连载在《救亡日报》上，鹿地亘把收容所亲切地称为“日本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大学”、“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