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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说话，只是顺手关上了车门。看来是眼下战事吃紧，朱可夫也许是有心无力，无法抽调出更多的人手来，所以才把这项特别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我们。
最近的天气不好，不是雨就是雪，原本就泥泞的路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水坑。我俩在车子里都默不作声，萨依特全神贯注地开着汽车，在一处处水坑、土墩和干枯的灌木丛中间巧妙地绕来绕去，径直往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开去。
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刚到村口，车就被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人拦住了。车一停稳，我和萨依特都打开车门钻走出去。萨依特走到那个中年人面前问他：“请问，您知道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的家在哪里吗？”
“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我不知道。”那人茫然地回答了一句，然后反问我们：“您们是谁？跑到这里在做什么？要知道德国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公里了，我们正在组织村里的人疏散呢。”
“我是朱可夫大将派来的。”我猜测刚才萨依特说的可能是朱可夫母亲的名字，不过估计很多年都没人叫过她这个名字了，所以说不知道也很正常，便直接向中年人表明了我们的来意。
“喔，明白了。原来您们是来找朱可夫大将的亲人啊，我带您们去。”那人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大悟，边在前面带路，边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是村苏维埃主席普加乔夫，从昨天起就在组织村民们疏散。”
“疏散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边走边问道。
“大部分人都已经疏散了。朱可夫的姐姐昨天也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可大将同志的母亲却不肯离开，她说要等到自己的儿子派人来接她，她才会离开。我正在担心这事，如果敌人知道了她是大将朱可夫的母亲，一定会被枪毙的。幸好您们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房屋前。普加乔夫上前敲了敲门，没等里面有人回答，便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我跟着走进去后，好一会儿才看清有位外表看起来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坐在桌边，而普加乔夫正站在她的身边，指着我弯腰向老太太低声地说着什么。我赶紧上前向老太太敬了个礼，大声地说：“老奶奶，我奉朱可夫同志的命令来接您，并把您送到莫斯科去。”
老太太在普加乔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走到我的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满意的口吻说：“看来我的儿子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太，专门派了个漂亮的姑娘来接我。好吧，我这就跟你走。”
“您不收拾收拾屋里的东西吗？哪怕带几件行李再走也行啊。”普加乔夫在旁边提醒她。
“不用了，到了莫斯科以后，难道还缺得了我用的东西么。”对普加乔夫说完这话，她又扭头对我说：“我们走吧，姑娘。”我赶紧搀住她的手臂，搀扶着她往外走。
扶着老太太坐进了后排的位置，我刚回到自己的副驾驶座位上，村里就传来了零星的枪声。我从车窗探出头去，寻找枪声的来源，萨依特已经发动了车辆，大声地冲我说道：“少校同志，是德国的mp40冲锋枪的枪声，看来他们已经进村了。”说着话，他快速地把轿车调了个头，随即向后探身打开了后车门，让普加乔夫也上了车。然后一轰油门，我们乘坐的轿车便快速地向村外冲去。
车开出了老远，直到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都已经看不见影子了，我的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我偷偷地回头瞅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普加乔夫，看见他也是面无血色，人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再看看萨依特，他还是镇定自若地在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丝毫看不出有半点害怕的表情。我再回头看看坐在后面的老太太，就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老人家居然闭着眼睛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的车接近了城郊。我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一个检查站，站了不少的军人，还有两辆黑色的轿车也停放在那里。萨依特逐渐地放慢了车速，在离检查站还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停住了。检查站里站着的军人看见我们的车停了，马上便有好几个人向这边快步地走了过来。我赶紧从车里下来，朝着他们迎了上前。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走在最前面的人我认识，是中央警卫团的别济科夫上校。我赶紧向他敬礼说：“您好，上校同志。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他没有还礼，而是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说：“我是奉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到这里来接朱可夫大将同志的母亲和姐姐的，她们人在哪里？”
我往后面的车一指，说道：“朱可夫大将的姐姐昨天已经疏散了，我只接到了他的母亲。老奶奶在车里。”
看到朱可夫的母亲和普加乔夫两人，在战士们的陪同下，坐上了停在检查站里的黑色轿车后，别济科夫和我握手告别，说：“奥夏宁娜同志，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吧，您可以放心地回去向朱可夫同志报告了。”转身离开前又补充了一句：“我已经调离了克里姆林宫，如今在莫斯科的卫戍司令部工作。而且，”他指了指自己领章：“我的军衔不再是上校，而是中校。”再一次和我握手后，大步流星地往检查站走去。
我站在原地发呆，想不到上次一枚德军的炸弹落到了克里姆林宫，会有这么多人受到处罚。高炮部队的指挥员，因为防空不利被调离岗位还说得过去。可这位中央警卫团的上校，也被莫名其妙地降职，未免太让人寒心啦。
“少校同志。”萨依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问我：“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上车，回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大将同志报道。”说完这话，我掉头便向停着的轿车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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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说话，只是顺手关上了车门。看来是眼下战事吃紧，朱可夫也许是有心无力，无法抽调出更多的人手来，所以才把这项特别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我们。
最近的天气不好，不是雨就是雪，原本就泥泞的路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水坑。我俩在车子里都默不作声，萨依特全神贯注地开着汽车，在一处处水坑、土墩和干枯的灌木丛中间巧妙地绕来绕去，径直往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开去。
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刚到村口，车就被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人拦住了。车一停稳，我和萨依特都打开车门钻走出去。萨依特走到那个中年人面前问他：“请问，您知道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的家在哪里吗？”
“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我不知道。”那人茫然地回答了一句，然后反问我们：“您们是谁？跑到这里在做什么？要知道德国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公里了，我们正在组织村里的人疏散呢。”
“我是朱可夫大将派来的。”我猜测刚才萨依特说的可能是朱可夫母亲的名字，不过估计很多年都没人叫过她这个名字了，所以说不知道也很正常，便直接向中年人表明了我们的来意。
“喔，明白了。原来您们是来找朱可夫大将的亲人啊，我带您们去。”那人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大悟，边在前面带路，边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是村苏维埃主席普加乔夫，从昨天起就在组织村民们疏散。”
“疏散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边走边问道。
“大部分人都已经疏散了。朱可夫的姐姐昨天也带着她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可大将同志的母亲却不肯离开，她说要等到自己的儿子派人来接她，她才会离开。我正在担心这事，如果敌人知道了她是大将朱可夫的母亲，一定会被枪毙的。幸好您们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房屋前。普加乔夫上前敲了敲门，没等里面有人回答，便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我跟着走进去后，好一会儿才看清有位外表看起来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坐在桌边，而普加乔夫正站在她的身边，指着我弯腰向老太太低声地说着什么。我赶紧上前向老太太敬了个礼，大声地说：“老奶奶，我奉朱可夫同志的命令来接您，并把您送到莫斯科去。”
老太太在普加乔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走到我的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满意的口吻说：“看来我的儿子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太，专门派了个漂亮的姑娘来接我。好吧，我这就跟你走。”
“您不收拾收拾屋里的东西吗？哪怕带几件行李再走也行啊。”普加乔夫在旁边提醒她。
“不用了，到了莫斯科以后，难道还缺得了我用的东西么。”对普加乔夫说完这话，她又扭头对我说：“我们走吧，姑娘。”我赶紧搀住她的手臂，搀扶着她往外走。
扶着老太太坐进了后排的位置，我刚回到自己的副驾驶座位上，村里就传来了零星的枪声。我从车窗探出头去，寻找枪声的来源，萨依特已经发动了车辆，大声地冲我说道：“少校同志，是德国的mp40冲锋枪的枪声，看来他们已经进村了。”说着话，他快速地把轿车调了个头，随即向后探身打开了后车门，让普加乔夫也上了车。然后一轰油门，我们乘坐的轿车便快速地向村外冲去。
车开出了老远，直到斯特列尔科夫卡村都已经看不见影子了，我的心跳还没有恢复正常。我偷偷地回头瞅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普加乔夫，看见他也是面无血色，人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再看看萨依特，他还是镇定自若地在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丝毫看不出有半点害怕的表情。我再回头看看坐在后面的老太太，就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老人家居然闭着眼睛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的车接近了城郊。我远远地望见前面有一个检查站，站了不少的军人，还有两辆黑色的轿车也停放在那里。萨依特逐渐地放慢了车速，在离检查站还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停住了。检查站里站着的军人看见我们的车停了，马上便有好几个人向这边快步地走了过来。我赶紧从车里下来，朝着他们迎了上前。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走在最前面的人我认识，是中央警卫团的别济科夫上校。我赶紧向他敬礼说：“您好，上校同志。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他没有还礼，而是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说：“我是奉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到这里来接朱可夫大将同志的母亲和姐姐的，她们人在哪里？”
我往后面的车一指，说道：“朱可夫大将的姐姐昨天已经疏散了，我只接到了他的母亲。老奶奶在车里。”
看到朱可夫的母亲和普加乔夫两人，在战士们的陪同下，坐上了停在检查站里的黑色轿车后，别济科夫和我握手告别，说：“奥夏宁娜同志，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吧，您可以放心地回去向朱可夫同志报告了。”转身离开前又补充了一句：“我已经调离了克里姆林宫，如今在莫斯科的卫戍司令部工作。而且，”他指了指自己领章：“我的军衔不再是上校，而是中校。”再一次和我握手后，大步流星地往检查站走去。
我站在原地发呆，想不到上次一枚德军的炸弹落到了克里姆林宫，会有这么多人受到处罚。高炮部队的指挥员，因为防空不利被调离岗位还说得过去。可这位中央警卫团的上校，也被莫名其妙地降职，未免太让人寒心啦。
“少校同志。”萨依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问我：“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上车，回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大将同志报道。”说完这话，我掉头便向停着的轿车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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